他们兄弟绝交和周作人的老婆有很大关系。据当事人回忆：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另外，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了汉奸。
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鲁迅与周作人关系不好的原因？
鲁迅兄弟三人为：哥哥周树人（鲁迅），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
鲁迅在兄弟三人中居长，而且因为周父早逝，所以鲁迅对周作人和周建人两个弟弟很是照顾，一直对他们如兄如父。
比起三弟周建人，二弟周作人更受鲁迅的疼爱，当年鲁迅和陈寅恪等人留学日本，带的也是周作人这个弟弟。周家浓浓的兄弟情，着实可见一斑。
民国元年，鲁迅在北大任教，同时还应蔡元培的邀请成了教育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收入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当他在北京站稳脚跟之后，就在八道湾买了一处大房子，把自己的家眷和兄弟们及其家眷都邀来同住，希望一大家子人和和美美在一起过日子。
不得不说，鲁迅的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成家之后兄弟们都不像之前那样单纯了，各有各的打算，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
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和三弟周建人的夫人羽太芳子都性格软弱，不善理家，所以家里的财政大权都由二弟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控。纵使鲁迅和周建人都有不菲的收入，也架不住羽太信子在生活上大肆挥霍，所以尽管家里两位挣钱的主儿都是高收入人群，不过日子过得还是非常拮据，鲁迅甚至还要经常借钱维持生计。
周作人从在日本就非常“惧内”，所以明知道妻子的做法有不合理的地方，他还是一语不发。
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
下面介绍一下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周氏兄弟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结识了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家景并不好，她为周氏兄弟等几个租住在她家的中国留学生当“下女”、也就是服务员，引起了周作人的爱慕；而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后来嫁给了三弟周建人。
和周作人相恋时的羽太信子，相貌普通，身材不高，圆脸庞，小眼睛，但身子结实，干活勤快，性格热情。她和周作人一起来中国定居时，让鲁瑞和朱安等绍兴婆家人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十分新奇、兴奋。
哪能想到，这个东洋媳妇却成为周家的一个灾星。
全家搬到北京八道湾胡同后，鲁迅兄弟二人忙于文教事业，三弟周建人还是学生，周母不熟京城，朱安懦弱不识字，所以羽太信子就成了当然的持家人。
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但根据三弟周建人回忆，羽太信子是日本妇女中的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
当时家中有仆人六七个，即使鲁迅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也没有这样多的男女仆人。
更奇怪的是，羽太信子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
长期下去，鲁迅当然受不了羽太信子的举动，于是就让周作人加以规劝，周作人不动，反而羽太信子生气了，她觉得鲁迅不该管这么宽。
此外，羽太信子常在周作人面前说鲁迅的不是，周作人也很为难，不过他最终站在妻子一方，几次和鲁迅争执，甚至大打出手。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这一公案正式发生。这天上午，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关文献，最直接、最详尽的就是这封信了：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
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
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从鲁迅当天日记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想找他面谈，但被拒绝，弟弟根本不与他沟通。
八道湾故居
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8月2日，他借了800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
八道湾那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甩开两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
如今，鲁迅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
面对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自然就是鲁迅，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
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
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
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一对亲兄弟，当时中国的两位顶尖文化人，演出了如此一幕活剧。
在场的人为友人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秽开骂很可能用的是日语，除了章廷谦，在场其他6人都懂日语，但个个对羽太信子的话讳莫如深。
这一反目，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二人就此终身断绝了兄弟关系。
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羽太信子的话置鲁迅于一个最难堪的境地——鲁迅对她有不轨行为！
鲁迅当时正当壮年，虽有妻室朱安，却从来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断其必有性压抑，对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轨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的说法是两种：
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
后一种“听床”的说法，羽太信子不仅只跟周作人说，她在时住八道湾的鲁迅友人章川岛面前也公开说起。
是这两种龌龊行为，激起周作人对鲁迅的狂怒、鄙视和终身不原谅，有一定的说服力。
鲁迅的形象如此冷峻，如此高深，如此伟大，这位文化巨人，真的能跟对弟妹“窥浴”和“听床”联系在一起吗？
鲁迅兄弟
在1949年后，由于鲁迅的特殊地位，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只允许被解释为“有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挑拨和周作人的糊涂”，但在当时，上述猜测只是在暗中流传，甚至在周氏兄弟朋友圈内公开议论的，性格硬倔的鲁迅对这一严重损害他人格的传言却始终无一言辩清。
因难言的原因失和以后，鲁迅多么想和周作人能有一次长谈和沟通，可身心受到巨大创痛的周作人就是不给这个机会。
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常用一个字：“昏”，也就是糊涂。但直到去世，鲁迅也始终不愿写下一字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清白。
如果那是真的，是鲁迅觉得无颜去为自己辩护、只能承受后果吗？如果这纯属子虚乌有，是鲁迅觉得这种言论实在太无耻、太卑鄙，正常人根本无法与之辩驳吗？
但是有人主动为鲁迅辩诬。
章川岛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条件上不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鲁迅后来的夫人许广平对羽太信子十分愤恨，说她是“由奴隶而做稳了奴隶主”！
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逐渐走下政治神坛，这一公案可以公开讨论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
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上面两人的说法，足以否定猜测和传言。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依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
我们能确认的，只有周作人的满心愤恨，和鲁迅的彻骨悲凉；这中间，是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周树人与周作人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从1923年8月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了，造成了“五四”双星的失和；也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了那样的结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压抑得不到释放，所以试图勾引弟媳，被拒绝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诸如此类，让世人好奇不已。
对于鲁迅兄弟失和这件事，学者们根据有关材料，进行了许多各不相同的推测。但是有一点研究者们却看法一致，那就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却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
曾经是周氏兄弟学生的俞芳也回忆说，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显然，在知情人看来，羽太信子对鲁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满的。关于这点，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周树人和周作人走上不同的道路直接原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周氏兄弟母亲鲁瑞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相关事件：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兄弟两人的生活都是由日本女仆羽太信子来照顾的，洗衣服，做饭。后来，羽太信子和周作人日久生情，谈起了恋爱，羽太信子随着周作人回国，成为他的夫人。
1919年，鲁迅在北平八道湾买了一处宅子，把母亲、二弟周作人夫妇以及三弟周建人都接了进去，一起生活。也正是生活在一起，才为以后的祸患打下了基础。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绝交，终生都不再来往，其中罪魁祸首便是弟媳羽太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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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览：他们兄弟绝交和周作人的老婆有很大关系。据当事人回忆：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