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襄阳历史陈列以“聆文明之足音，品南北之遗韵”的襄阳古代历史文化为主题，基本展陈约 2000平方米，既有融声光电等科技技术为一体的在全国具有领先技术的互动展览，也有能够反映襄阳文明进程的精品文物展览，分两层五个单元，共展出襄阳由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近1000件精美的珍贵文物。
走进大厅，映入参观者眼帘的将是一幅表现襄阳秀美风光的漆画。漆画后的标志性雕塑作品——战国龙蛇座花瓣漆豆，是楚国漆器的精品。其旁是“问鼎中原”的楚庄王、楚辞名家宋玉，汉光武帝刘秀，“建安七子”王粲，“卧龙”的诸葛亮、“凤雏”庞统，唐代诗人孟浩然、张继、皮日休，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等襄阳名人雕像墙。
第一展厅——史前时期的襄阳
(2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
有关的考古文献资料表明，十几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襄樊这块土地上生活、繁衍，这段历史将用现代科技复原、展示。
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樊城北邓城附近的山湾、太平店军营坡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特别是考古人员1990年至1994年在枣阳市鹿头镇雕龙碑发掘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长江流域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彩陶遗址，其光彩可与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相媲美，可以说它汇聚了南北文化的精华，独具地方特色。
在展览中，图表展示雕龙碑遗址地理环境图，遗迹分布总平面图，雕龙碑发掘主要收获统计表，雕龙碑文化各期文化特征表和展品。通过这些文物，可以领略到雕龙碑遗址的辉煌，也可以通过其他遗址的展出，感受襄樊5000年的文明进程。
遗址见证文明：一件器物、一个图案和纹饰体现出了古人的精神情感与意趣；一把石斧、一件铜鼎、一件陶壶，能够展现出先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当时生活与斗争的图景。
本单元展出80余件珍品文物。
第二展厅——先秦时期的襄阳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
高大雄伟的楚国大铜鼎，与墙壁上先人们艰苦劳作的图画和青铜冶炼场景相呼应，昭示着襄阳历史从史前时期进入青铜文明时代。历史文明的门槛随之打开，暗示着“筚路蓝缕”的楚国由弱小到雄霸一方，暗示着襄阳地区的先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辛勤耕耘，进而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明。
夏商周时代，襄阳是中原文化南传的重要通道，一度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襄阳城西南真武山、樊城北邓国及其外围有周岗、余岗和黄家村等两周文化遗址，其丰富的文物类别和文化内涵，无不凝聚着先民的匠心独具与智慧，既见证了襄阳5000年的文明，又表明邓城的时代发展序列和作为都、市的繁华。
襄阳是楚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西北荆山山脉的南漳、保康等地留下了楚国早期开发的印记。春秋战国时期，楚曾一度建都于鄢郢(即今宜城市郑集镇)，并置襄阳为“北津戍”。在宜城市区南楚皇城遗址及其附近，不仅分布有众多的楚文化遗址，而且出土了大量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器物。参观中我们可看到楚国不同时期器物组合、器型、纹饰的变化，器类由鼎、缶、壶到鼎、敦、壶，纹饰由繁缛细密的蟠螭纹到光素无纹等交接过程等，从中可以窥视楚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有的风采。
本单元500余件文物为研究襄阳历史、楚文化、中原文化，佐证襄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第三展厅——秦汉时期的襄阳
(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两汉三国时期，襄阳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它成了引领全国的政治学术和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时期这里经济繁荣、文化兴盛，是士族、名士聚集之地。
秦汉时期，伴随汉庄园豪强势力的膨胀，与场景配置的模型明器大量出现，反映了汉人独特的天地思想和阴阳风水信仰观念。襄阳擂鼓台出土西汉彩绘漆衣鸟云纹陶鼎、壶、盒各二件，主题鲜明，色彩艳丽，光彩夺目，是西汉时期不可多得的彩陶瑰宝。
低温铅釉陶约在西汉中期出现，东汉很盛行。出土于襄阳伙牌的东汉绿釉红陶楼，它不仅记录了墓主人生前富足无忧的庄院生活场景，而且反映出汉代建筑的真实风貌。
葬玉、玉剑饰等在汉代大量流行，玉制舞人、动物等艺术品也方兴未艾。馆藏印章多为私印，假司马印为官印，假司马为官名，司马前贯以假者为副职。
式样丰富，制作精巧，美轮美奂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的汉代铜镜制作是继战国以后又一次大发展，它是汉代金属工艺中一个主要的品种。
本单元展出近100件文物。
第四展厅——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襄阳
(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是襄阳历史上的最鼎盛时期。公元190年，荆州刺史刘表将荆州治所由湖南汉寿迁到襄阳，使襄阳成为一个控地甚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变化，对襄樊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襄樊成为历代府、道、州、县的治所，并一度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三国之后，襄阳成为一个军事重镇，“天下之要纲，襄阳实握之”。
此时处于南北交接地带的襄阳，其文化传统表现出以南朝文化为主体，又具有中原风格的特色。
青瓷盘口壶、罐、黄釉、青瓷虎子等精美的瓷器。南北朝时陶俑，品种多样，有文侍俑、持扇俑、持物俑、跪拜俑、小冠文吏、铠甲武士俑等，并开始着重动作和神情刻画。文官俑形态洒脱，武士俑体格强健，神情剽悍，真实形象地表现出此期士族名士放荡不羁、战乱频繁的世俗面貌。此期襄樊出土陶俑均为模制后插合成型，腹部微凸，这些特征与中原北朝风格相接近，说明襄阳地区是南风北传的重要通道之一。
1984年，考古人员在襄阳城西虎头山东北麓贾家冲发现一处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墓，该墓文化主流明显是南朝风格，从出土的大量飞仙供养、佛教题材等图案可以找到证明。
本单元将展出50件珍贵的文物。
第五展厅——隋唐至明清时期的襄阳
(公元581年——公元1911年)
隋唐以后至明清时期，襄阳“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这个时期出土文物更加丰富多彩，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昌盛、文化的繁荣及民族的大融合。唐墓中出土一批陶俑，体态丰盈、形神兼备，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该时期出土的不同窑系、不同釉色和装饰工艺的陶瓷器，可谓异彩纷呈、争奇斗妍，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感觉。
在传世文物中，也有一批价值颇高的珍贵文物，以青铜造像、墓志碑刻拓片和官印为主。青铜造像有 100多尊，内容涉及有道教和佛教题材，是研究我国明代造像艺术、鎏金技术、铸铜技术和宗教文化的艺术宝库。在墓志碑刻中，唐武周时期宰相张柬之的家族墓志铭及王大剑、李景逸、刘密、杨孝贞、毕粹等唐代人物墓志，极大地丰富了地方史志内容。传世元明时期的官印均用九叠篆，篆字篆法自然流畅，布白对称饱满，是研究当时的篆刻工艺、用兵制度和官品制度的重要资料。
本单元共展出文物1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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